非虚构写作，以“真实”为使命，保存历史记忆，记录社会变迁，以其别样的人文关怀，促进社会理性对话与进步。区别于虚构写作，在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时，非虚构写作在方法、观念和姿态上，日益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11月9日晚，作为首届西湖文学周的系列活动之一，沙龙“潜入生活深处：一次关于创作与生存的对话”在西湖文学院（葛岭路1号）举行，梁鸿、陈年喜、袁凌三位写作者相聚西子湖畔，从自身的生活和写作出发，探讨非虚构如何直面心灵，并迎接世界。沙龙由青年批评家刘欣玥主持。

一、十年回顾：在“明”与“暗”之间

在刘欣玥看来，梁鸿、陈年喜、袁凌代表了近十几年中国非虚构写作者的三种类型，梁鸿是在高校任教的文学研究者，为知识分子型写作者；陈年喜出身矿工，是所谓“素人写作”的代表；袁凌是资深的媒体人，从调查记者转型为非虚构写作者。三位作家的创作实践，已然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现场近十几年的重要收获。

回顾十年的创作历程，陈年喜感慨人生跌宕，因身体原因离开矿山后，他辗转各地，最终回到家乡，并成为职业作家，以稿费养家糊口，既写诗歌，也写非虚构。在他看来，非虚构之所以蓬勃，在于它呈现了被忽略的“灯下黑”的那部分现实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的命运。

对袁凌来说，十年间，他从传统媒体转战新媒体，最后完全脱离“单位”，成为“没人养”的“码字人”。他经历媒体环境、出版市场的巨变，也曾被危机感和挫败感萦绕，但如今能以十分通达的心态面对生活，袁凌说：“有价值的东西，我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，别的确实不用想那么多。”

梁鸿也谈到了她失去动力的日子，“有两年几乎一个字没写，书都不想看，书店也不想进”。她慢慢找到某种活力，“这种活力来自与生活的重新接触，来自我所喜欢，我所要做的事，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做完”。在她看来，那一时段的消沉似乎是“内心的某种准备”，而关注青少年健康的非虚构新作《要有光》正是经历这段蛰伏期之后焕发出的勃勃生机。

二、看到生活更温和的一面

在检讨过往创作时，袁凌坦言自己“更善于看到丧的一面，光明面看得不够”，他像摄影机一样捕捉藏在褶皱、裂缝之中令人难以面对的东西。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尝试以更有“温度”的方式来接近人，像蜜蜂一样拓展着生活和交际，甚至让自己进入“底层人”的状态，打碎与写作对象之间所有的交流障碍。

从《炸裂志》到今年出版的《人间旅馆》，书名的变化也许暗示了陈年喜心态的转变。矿工生活中的“尖锐、紧绷、不甘”，化为“柔和、释然”，因为写作，他跑了更多地方，结识了更多的人。他不满意加诸于己的“苦难文学”的标签——生活本身即是如此，不应该“给一个很苦的东西增加甜味”，但他也认为，总是让生活、让世界变得如此惨烈，可能也不是文学的初衷，“毕竟人要往前生活，要往前走，还是有一些力量，一些光在里面，这可能也是对的”。

在刘欣玥看来，梁鸿是一个共情力非常强大的写作者，“承载着极大的创伤，感觉是在用一种完全暴露自己的方式在理解他人的创伤”。在新作《要有光》中，梁鸿带着她的问题意识，再次突入生活的灰暗地带，以扎实的实地调查去取得资料，“熬倒了好几个人”，因为“我真的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些孩子。同时我觉得我面临的是一个真的问题，我想探究在共同体中生存、人性、情感状态是什么样的……生命内部有很多通道很多奥秘，但我们总是把它想得很简单很单调”。诚如书名所示，“要有光”显示了梁鸿对生命的韧性充满希冀与笃定。

在活动现场，三位嘉宾还分享了写作中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的人，袁凌的皮村兄妹，陈年喜的想靠挖金矿发财的、“有一股气”的故友，以及梁鸿在采写《要有光》时遇到的孩子们。世界纷至沓来，在艰辛困顿中捕捉到灵光乍现的时刻，或许就是非虚构所以吸引人的秘密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