凸凹

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

经年的阅读与书写，使我强烈地感到：书籍与人的关系，正如人与人的关系一样，也是一种宿命关系。

保加利亚的作家埃林·彼林有很好的乡土文字，我爱得不能释手；但他不是一流的作家，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很是寂寥，许多文坛名宿竟不知道他是谁，每次提及，我都要费很多的口舌作解释。

其实我得到他的著作，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。约略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因烧酒喝得多了一些，我总想在街头走路，便任性地走下去。走到路边一棵树下，发现那里有一个书摊，便停了下来。那是一棵矮矮的龙爪槐，树冠很小，洒下的荫凉只有小小的一块；一个垢面者正坐在那块荫凉之下，微合着双眼。他面前的书摊上大多是花花绿绿的杂志，像样的书就那么三两本。那本《埃林·彼林选集》（1980年6月外国文学出版社第一版）就躺在其中，土黄的封面，书角已有些翻卷，蒙着薄薄的一层风尘。

我拿起书来，漫不经心地翻着。那个垢面人睁开眼皮斜了我一眼，就又合上了。

看得出，他已习惯了书摊的寂寥，不抱有丝毫的期待。

但躺在书页中那份土地上的情仇，虽不露声色，却也藏着机锋；像个笨拙的刺客，动作虽然有些迟缓，但刺中的位置却十分准确。我眼睛一亮，觉得埃林·彼林等待的中国伙伴就是我，因为他的叙事和语言，跟我这个山地人的性情与习俗、悲喜与好恶是相通的。

“多少钱一本？”我问。

“你撂下一块钱走人吧。”垢面人懒懒地说。他的口气不像是卖书的，倒像是设卡打劫的，有一股注定了的意味。

掏出一元钱给他，他却不接，抬手指了指脚下。那里有个空纸盒子，意思是让你自己把钱放盒子里。

走出很远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原来放《埃林·彼林选集》的地方空着，醉眼朦胧中，我觉得那不是小小的一个空白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——埃林·彼林的灵魂被摄取走了，不会再有对等的精神来补充了。

突然就刮起了一阵风，垢面人脚下纸盒子里那张纸币被风吹了起来，漫街飞舞。可那个人却无动于衷，任纸币兀自飘零。

真是个诡异的人啊！

不过这正是埃林·彼林的气味，因为他即便是写杀人的凶险故事，笔调也是那么漫不经心，像田垄上的小麦，一定要被收割一样。

于是，我与埃林·彼林的感情关系从此建立，且在短期内发展得如火如荼，终身难解了。

他的文字真好，好到像刀子轻轻刮着我的骨头，在真切的痛痒中，让我念起肉的包裹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，能让我找到自己的来路——虽荒山野土，蛮人陋事，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。或者说，在阅读他的同时，我竟能感到他也在阅读我，并且在互相进入的状态下，建立了一种在“无罪之罪”中承担“共同犯罪”之责的文学伦理。

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，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，悲剧的形成有三种——

第一种之悲剧，由极恶之人，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。第二种，由于盲目的运命者。第三种之悲剧，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；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，但由普通之人物，普通之境遇，逼之不得不如是；彼等明知其害，交施之而交受之，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。此种悲剧，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。何则？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，非例外之事，而人生之固有故也……

埃林·彼林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。一切的悲情与怨事，都非由“蛇蝎之人”所造成的，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，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——他们都不是坏人，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，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“分配”给他们的角色，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、如此处世的理由，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——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，无可无不可，无是也无非，既无善恶之对立，也无因果之轮回；然而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“无罪之罪”，这些“通常之人情”，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。

以中国的叙事传统，即惩恶扬善、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，埃林·彼林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、善恶的道德评价，像进入到经验的内部、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。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，然而却像是家常的。正因为是家常的，便有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，即人性之真。

比如他的《割草人》。主人公拉佐由于娶了村里的美人潘卡，便总是担心她红杏出墙。在外出割草的路上，伙伴们围着篝火，也多是拿潘卡来插科打诨——既然是乡村美人，自然就会成为议论的话题。然而，伙伴们不经意的议论，更增加了拉佐的疑心，他眼前总是出现这样一幅情景：在一片茂密的矮树中，露出了潘卡雪白的漂亮脸蛋儿，一只男人的手——这是一个野汉子的手，抚摸着她的脸……于是，拉佐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悄悄地踏上了返乡的路。从此，即便是家里穷得叮当乱响，即便是潘卡的漂亮脸蛋因积聚了厚重的菜色而一天天变丑，拉佐再也没有勇气走向谋生之路。

一个本该兴旺的家庭却陷入困境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。这种悲剧的形成，不是因为“意外的变故”，而是因为“通常之人情”。是潘卡的美、拉佐的疑心、伙伴们的议论，这些“无罪之罪”共同制造的。悲剧中的人物，都可以被指摘，但又都没有理由被指摘，他们都陷入“无物之阵”中，身不由己。

还比如他的《列波》。退伍兵列波老实能干，人又周正，和他般配的姑娘便只有“村花”伏依卡。不幸的是，他身份低微，只是富农家的一个雇工；更不幸的是，伏依卡在城里当了三年的保姆，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。于是，她不再接受他了。伏依卡“是一头游走在乡间的美丽的小兽”，既单纯又善良，身上的美，是镶嵌在列波的身心之上的——假如列波是骨头，伏依卡就是附着于上的肉。所以，在猝发的变故面前，一种致命的忧郁便在他心中凝结了起来。在一次打猎途中，他看见伏依卡在赤杨树隐蔽着的一个清水湾里戏水，“她赤裸的身子，白得就像刚落下的雪”。更要命的是，“阳光穿过欢跃的树叶，仿佛金色的鳞片落在伏依卡身上”。美得令人心痛，美得令人绝望，在一种“混沌”的状态下，他扣动了扳机。

幽密的清水湾，欢跃的赤杨树，金色的阳光，雪白的胴体，忧郁的人心，都是“无罪”之大美，却在冥冥之中成了同期到达的“凶手”。

这就是生活的，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无法指认、无法评判。

埃林·彼林不是圣人，他却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。所谓文学就是用最柔软的方式，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、伦理之上的伦理。

“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啊！”我忧伤地感叹道。

从街头垢面人的手里，我居然拿到了这样一本《埃林·彼林选集》，真是一种天意啊！就像昆仑山上的魔法大师，透过剑雨刀林，一眼就看准了在角落里的一个传人，而把江湖秘笈独授于斯一样，这一切的不堪与深意，究竟无法言说。

于是，躲在窄仄而昏暗的书斋里，我心豁达起来，且窃笑不止。

因为此时的我，正面临着一个困扰，就是如何解决一个写作者的身份问题。

埃林·彼林的写作“秘笈”告诉我，一个写作者，不是规则的制定者，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，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，要按照生活的“逻辑”写作，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。生活的逻辑是什么？已发生的、正在发生的、将要发生的，都是自适自足的——是不此不彼，而不是非此即彼。因此，我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如能准确地呈现人间的，便是写作的意义了。

这是一种“文学的境界”，它能够使写作者从道德的困境、经验的困境中出来，走向自如、宽广而人性的世界。

在每年都要重读一遍《埃林·彼林选集》的背景下，我轻装而行，一路欢悦，且一路收获——以我的出生地为素材，写了几百万字的“山地笔记”。这些笔记，既有散文，又有小说，既有写生，又有工笔，体例不拘，任性而为。在我的笔下，山地人事，既原始又开放，既固守又旷达，既质朴又复杂，既高贵又卑贱，既宽容又褊狭，既正经又淫亵，既善良又恶毒……总之，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。

我何尝不想做高于生活的“塑造”？但山地之上，只能生长那样的植株。人工的培植只会制造假象、制造怪胎，甚至是死亡。身后，埃林·彼林那双忧郁的眼睛在始终注视着我，我哪敢自以为是呢。于是，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站出来讲话的欲望，以“无差别的善意”写人的悲哀和生之喜悦，让“天道人心”自然而然地说话。

许多读者告诉我，读你的文字，有身临其境之感，能读出“我”来；因为书中的人物并不比“我”高明，所以，阅读的过程，就是建立自信与自尊的过程，我们很受用。同时，我们也增强了对生活的承受能力，因为善恶是在相互涵养中的，罪与非罪是相伴而生的；有的时候，不公之中却蕴含着公平，绝望之处未必就是绝境，相反，或许就是新生之地。因此，我们感谢你，对你有新的期待。

他们还说，读了你的文字，我们对世事的愤懑竟渐渐地平息了，竟渐渐生出一种温厚的情绪，就是做人要厚道，要宽容，要有悲悯心——人生于世都是在扮演被命运“催眠”的角色，可怜见地，有许多人是身不由己的。

这或许就是对写作者最好的回报了——因为，大地道德最核心的支撑便是良知、爱、宽容和悲悯啊！（作者为小说家）